读王南溟《“古体”与“俗书” ：〈祭侄稿〉与〈兰亭序〉的分歧》有感

邹 炯 文

当今书坛，热闹非凡，成绩多多。而理论与创作上的迷惑混乱，却也古来所无。本来已清楚明白的东西，却被某些理论家给搅浑了。最近，在二??五年《书法》第十期上拜读了王南溟先生的《“古体”与“俗书”：〈祭侄稿〉与〈兰亭序〉的分歧》（以下简称）“王文”），颇有感触，欲与王南溟先生商榷，并就正于众方家。

古与今相对待，雅与俗相对待。

古与今，如左与右，是时空的量的比较。以数轴表示，是连续的量数的过渡，只有相对意义的差别。“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”。

雅与俗，是审美范畴的概念，反映书法格调的属性。雅与俗是质的两极对立，非由量而定，也没有时空性。雅俗无古今，今古皆有雅俗。风气因时而变，雅俗标准亦因时而变，体有今古之变，未必古体必雅而今体必俗。验之历代墨迹石刻可知。

王文将“古体”与“俗书”相对，以“古体”纠正“俗书”者，何也？岂非“关公战秦琼”的把戏么？

笔法与结体是书法艺术最核心的基本功，故历代书论阐述至详。启功先生于此体验至深，曾示度世金针。

笔法，古人总结的经验十分丰富，精要之处已说到，只是有人说得过于神秘玄奥。用笔之法，只在起、行、收的过程中，有藏露、顺逆、轻重、徐疾等等交替运用。用锋有中、侧之变化，点画（线条）的效果有方圆之别。书者因字体与风格追求而变化神明。如作篆用中锋圆笔，体势以纵势为主；写隶书以中、侧锋并用，方圆变化，体势与横势为主。众人以同一笔法写同一书体，形态各异，雅俗高下不同。

书至汉代，五体皆备。经历代书家的承传、发展、变化，书法艺术成了博大精深的宝库。然而，代代有今古，时时有雅俗。雅俗只因人而生，非因法之今古也。古人不知今体，今人却能知古体古法。难道今人运用古体古法即可雅乎？笔法、字体、书体乃书人之公器，雅人用之则雅，俗人用之则俗，此为书法之定律也。

雅书只能由雅人写出。欲成雅人，非由技法求之，亦不由书体求之，只由学识、修养、阅历、品性求之。宋人论此甚明，无须多赘。

《兰亭序》传本是王羲之抑或智永所书，姑且不论，是雅书则无人置疑。古今摹《兰亭》的名家名作甚夥，亦多为雅书，有谚曰：“《兰亭》无劣迹”。（当然是指成功的临仿者）王文指“《兰亭序》这张虎皮”，为俗书之祖，“《兰亭序》帝国唐、宋、元三代，以陆柬之、蔡襄、赵孟頫为领衔的各‘俗书’群像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俗”。实是妄断之言！

公允论之，陆柬之、蔡襄、赵孟頫之书仍属雅书，却也暗藏近俗瑕芽，后人学之不精则易落俗。陆氏承传二王家法，但无创造发展，了无个性。蔡氏死守晋唐法，尤其刻板仿颜，乃近僵俗，小行书稍见风韵。赵氏五体皆精，独创赵体楷书，行草书札其甚为优雅，嘉惠书林之功甚伟，只嫌其书稍过媚滑，学之不当则成俗。“学艺不精，莫怪师门”，如是而已。

王羲之与颜真卿是书法史上的两座高峰，《兰亭序》与《祭侄稿》是行书的两大典范。然而，有右军然后有鲁公，有《兰亭》才有《祭侄》也。

检视颜真卿传世书作，其三十四岁所书《王琳墓志》洵系羲之法与褚氏法，其十年后所书的《多宝塔》全用“勒法”，个性初见，而体格近僵俗，即王文所谓的“俗书”已成。《东方朔像赞》与《大唐中兴颂》虽有颜氏个性，仍多用羲之法，如《勤礼碑》与《麻姑仙坛记》等类，确是正大雄雅之书，有所谓盛唐气象者。颜字偏肥，乃由时俗所使。安史之乱前，天下承平日久，人民衣食较足，女人以肥为美，故杨贵妃得幸。皇帝推尚，世风相煽，肥字成风。然颜书肥不剩肉，是雅人能写雅书，非徒因笔法、体势所能成也。

颜氏行书，用笔、结体与楷书一脉相通。尚圆尚厚，以籀篆笔法写之大有创造发展，于羲之体法外开一境界，细检《祭侄稿》中字与羲之字相较，仍可见有不少沿袭者，如“悔祸”、“荼毒”、“震悼”、“魂而”、“呜呼”等字与羲之字无大异。可以说,颜真卿是继承、发展、变化古人体法而有大成就者。

《祭侄稿》与《兰亭序》，在笔法、体势上有区别，在风格上有分别，同是至雅之书，却不是王文所说的“分歧”。 

“分歧”二字带感情色彩，在现代语意中有原则、立场的对立才用“分歧”。鲁公善学，能于承传中发展、变化、出新，因用笔、结体的变化而生风格分别，非欲叛逆而生“分歧”。鲁公若泉下有知，当不受王文如此奖掖的！

顺便插话，王文提到颜真卿与旭、素讨论草书古法一事。鲁公纯草书作品于今未见，姑不论。张旭的《郎官石室记》用了不少“勒法”，草书《肚痛贴》开头仍用“勒法”。怀素《三贴》多用“勒法”，是晋法唐法的常见形态。仍如前述，雅人写雅字，非由古体古法出雅书也。

本文所述，并无发明，更无创造，笔者已悔多言。只因爱好书法，故读过一点古今书史、书论的文章，有时不免也产生一点感想。

古人论书，多是经验之谈，多有学习研究的价值。我们对古人的经典作品和文论，宜抱虔诚与敬畏之心，才会学有所得。古代书论，亦有虚玄狂妄者，当甄别而舍之。如米芾不乏精辟之见，也有不少狂妄之言，曾诋颜柳为丑怪恶札之祖。康有为为倡变法而论书，为了抑帖扬碑，妄断北碑皆佳，唐人尽俗，称梨枣刻版失真，却不道碑石风化与工匠失真。又如前人论笔法的“始艮终乾”，语非妄误，却是神秘化，把明白浅显的事说得让人难于捉摸。

今人论书，不少精宏，而憾偏多凭空妄造，因不少理论家是不抓毛笔的纯粹理论家。所以，立论者宜慎，学书者亦宜慎读、审读了。

王南溟先生是当今著名的理论家，素为我所敬重。我每见王先生的文章，都会认真地拜读。王先生的学术立场是鲜明的，思辨是严密的。我虽不赞同却很欣赏王先生向传统宣战的果敢精神。然而，王先生在二??五年《书法》第十期发表的这篇文章却使我十分惊讶，生发不少感想，于是，写下此文。

古人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为士人终生大事，尤于立言至慎，一防贻笑柄，二怕误后生。故孔孟皆“述而不作”。以孔子的学问，著述何难，却只作阐发、删正“六经”之事，何也？

孔子曰：“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诗云：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”。今人不乏聪明才智，且资讯丰富，故著述不难，唯防“远道”之难也。故于立论之先，疑古无妨，而思辨宜严，倡言宜慎，求证有征，三思成文。推陈出新，固著述之目的，幸勿妄生异端，邪说惑众，贻误后生。若是权威的理论家，影响宏远，更宜慎言，多点社会与历史的责任感，勿将清楚明白的事弄成含混浑茫的事，更勿作“英雄欺世”的事。